11月14日中午12时，36岁的贺铁光站在湖南省儿童医院门口，目光呆滞。
这天上午，贺领回了儿子贺俊尧住院时的1万元押金，另1万多元费用政府也已答应承担。
28天前，贺铁光之女贺茵在省城这家医院病殁。贺认为若不是最初镇上的医生误诊，他那“聪明、漂亮、听话”的女儿不会突然死去。
也就是在贺铁光抱怨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专家已经下了飞机直奔长沙市区。
11月15日上午10时，湘潭疫区正式解除封锁。WHO专家看到了一个解封后的“疫区”，并踏入了射埠镇贺铁光的家门。
WHO低调入湘
记者从WHO专家下榻的宾馆了解到，WHO方面一共有5位专家来到长沙。组长为霍居里(WHO中国代表处传染病监测与反应协调员)，组员包括穆罕默德·阿姆里、利千基、塔维、安格斯。
与5位WHO人员同机抵达长沙的还有5位中方专家、官员。分别是国家卫生部应急办李志明，国家疾控中心病毒研究所负责SARS的副所长董小平，以及高战成、刑军、付希娟。
与专家随行的人士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并再三强调这次调研不接受任何采访。
14日下午3点半，专家们被送到湖南省疾控中心会议室。在那间并不大的会议室中，坐着来自省卫生厅、省儿童医院的专家和官员，加上霍居里等3位WHO专家，一共有近20人参加会议。
WHO在湖南的第一次会议就开了2小时45分钟。据一位与会专家介绍，当日会议是听取湖南疾控中心的汇报，听他们介绍实验室的情况。也听取了湖南省卫生厅的报告，“他们说的跟报纸上基本一样，具体的细节，我们不方便透露”。
14晚10时许，记者在专家所住宾馆获知本次中外调研团湖南行的真实目的。一位专家介绍说，这次来湖南主要了解两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是临床的，一个是现场的”。
11月15日，专家们兵分两路。一路去贺氏姐弟最后就诊的湖南省儿童医院，一路则去湘潭刚刚解除封锁的疫区。
至于外界所关心的贺氏姐弟是不是得了禽流感，这位专家透露，“人感染情况的最后结果应该是从实验室出来，而不是流调(流行病学调查)。流调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接触过死禽，但这不意味着就会得禽流感”。
“你最关心的贺茵是否死于禽流感，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据称，这次调查为时几天，可能不到一个星期。
组长霍居里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在湖南的工作将和地方专家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为实验室检验已有的样本提供更详细的细节。
贺茵病历
就在WHO专家组抵达湖南之前三天，本报记者在长沙、湘潭两地调查，获得了贺氏姐弟患病前后的一些细节以及医学数据。
据贺铁光介绍，12岁的贺茵在患“不明原因肺炎”之前一直没生过什么大病。每年感冒两三次，花一二十块钱吃点药就好了。
9月16日前后，湘潭县射埠镇湾塘村和平组的鸡鸭开始零星死亡。
10月上旬，当地家禽死亡进入高峰期，后被证实为禽流感疫情。10月6、7日，贺铁光家的鸡鸭陆续死亡。贺家邻居及周围均有病鸡，全家人都曾接触病鸡。
据他介绍，死鸡被做成“腊鸡”摆上了餐桌。
当地人说，腊鸡的做法和腊肉差不多，都是用烟熏熟的，味道也和腊肉差不多，很香。
大约是10月6日、7日，死鸡做成的腊鸡被贺家分食。10月8日，贺茵就有“发热、咽痛”的症状。贺铁光发现女儿贺茵“脸色不对”，追问贺茵身体有无不适。贺茵当时回答，“我没有感觉身体不好啊，我每次还吃好多饭呢”。贺铁光便没有在意。
10月12日，贺铁光发现贺茵“明显发烧”，遂将贺茵送镇卫生院一分院。
在省儿童医院，记者偶然看到的一份资料显示，10月13日晚8时40分，贺茵被送入镇中心卫生院，住院治疗两天症状缓解后，10月15日下午6时10分出院。有媒体报道称，此时贺茵高烧未退。
10月16日9时40分，贺茵被送进湘潭市妇幼保健院，入院诊断为“重症肺炎”。由于病情过重，贺茵当天下午1时25分即被转入湖南省儿童医院ICU病房。
根据湖南省儿童医院提供的资料，贺茵进入该院前两天，“发热咳嗽2天、呼吸困难、发绀(即当皮肤或是黏膜的颜色出现变青、变紫情形)半天”。
贺茵最后的医学信息是这样的：入院时高热，咳嗽少痰，出现呼吸困难，腹泻伴便血。呼吸促，双肺呼吸音低，左下肺可闻湿罗音，白细胞(2.1－2.0)109／L，淋巴细胞(0.756－0.7)109／L，血小板(94－153)109／L。胸片可见双片弥漫高密度实变影，呈“白肺”样改变，经抗感染及对症抢救治疗无效。
贺茵在省儿童医院只挣扎了10多个小时便病故，当天下午，贺茵在长沙被火化。
由于火化太早，无法提取样本，导致舆论猜疑。贺铁光说，“这倒不能怪医院，因为我当时只想尽快火化就可以赶紧回家了。按照我们这里农村的风俗，这么快火化也很正常。当时没有考虑到后面还有这么多事情。”
贺铁光还回忆说，当时医生都没考虑到禽流感这一层，治疗时医生都没带面罩，只有与病人面对面的时候才带，“他们当时说病主要是由呼吸道感染引起的”。
有关记录显示，直到10月18日中午11时08分，湘潭妇幼保健院才将“患者家中出现死鸡死鸭”的情况报告给湘潭市岳塘区CDC(疾病控制中心)。下午3时55分，湖南省卫生厅收到省CDC报告，立即要求省CDC派员赴现场指导与调查。
贺茵死后，贺铁光曾向女儿生前就诊过的医院讨要病历，但却被告知，已被省CDC取走。至今贺铁光也未能见到女儿病历。
贺俊尧病历之惑
贺茵之弟贺俊尧，“体重只有22公斤，比这个年龄男孩的标准体重少了6公斤”，湖南省儿童医院医务科科长何晓透露。
大约是10月6、7日，贺俊尧和全家分食了死鸡。10月10日，贺俊尧出现“发热、咳嗽”症状，当晚被送往射埠镇卫生院一分院就诊。贺铁光当时“以为这是感冒，花了20块钱给俊尧吃药、打针，也就好了”。
10月15日，即贺茵从镇医院出院那天，贺俊尧因“轻度发热”再入镇卫生院一分院。
10月17日下午，贺铁光在长沙将女儿火化。当天下午6时，已是贺家“独子”的贺俊尧病情恶化，被姨妈护送入住湘潭市妇幼保健院。入院诊断为“支气管肺炎”。
次日，“患者家中出现死鸡死鸭”的消息被各级卫生机构掌握。当晚10时25分，贺俊尧因“病情特殊”被送入省儿童医院ICU病房。
和在湘潭时一样，省儿童医院的入院诊断也是支气管炎，只不过变为“重症”。医院方面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此前五天，“患儿间歇性低热，伴轻咳，精神略差，入院前一天加重，体温40摄氏度”。
10月19日，省儿医组织专家第一次会诊，“患儿呼吸道症状轻，但胸片改变明显，有鸡瘟情接触史，其姐有类似病史，临床上应高度考虑不明原因肺炎，应排除人禽流感，防‘ARDS’及对症支持治疗。”
10月21日、25日两次医院专家会诊之后，贺俊尧病情被控制。11月12日出院当天，医院提供一分通稿称贺俊尧“符合重症肺炎自然病程转归，临床治愈”。
然而在记者获得的贺俊尧一份病历中，医生所写“出院诊断”为1.支气管肺炎……4.SARS待删；5.人禽流感待删”。而贺茵病故时，医生虽未留意禽流感，却也对贺铁光提到了SARS，“贺茵的病太快，像当年的非典”。
记者曾与医院联系希望了解贺氏姐弟所患“不明原因肺炎”有何区别，但被婉拒。据贺家介绍，贺家姐弟俩在省儿童医院的医生不同。医院一位官员表示，这是因为姐弟俩入院时病情不同。
被“隔离”的192人
有关媒体曾经报道，在湘潭疫区有192人被“隔离”。
湖南省卫生系统相关资料却显示，所谓的“隔离”人群，主要是当地卫生部门密切观察的与贺氏姐弟接触的人群。
被密切观察的人包括：贺茵的39位同班同学、7位任课老师、射埠镇中心卫生院10名医护人员、19位省儿童医院医护人员；贺俊尧的39位同班同学、4位任课老师、15位省儿童医院医护人员；先后接触过姐弟俩的射埠镇一分院2位医护人员、湘潭市妇幼保健医院的6位医护人员、患者的10位亲属；以及41位病死禽暴露人员。
资料称这些人员自10月19日起经医学观察12天，其中191人未出现发热和咳嗽症状，于11月2日解除医学观察。
唯一例外是10月13日、15日两次替贺茵看病的射埠镇中心卫生院医生贺蓬舟。他曾因受凉两次发热，第一次持续数小时后即好转，另一次发热时距最后一次接触贺茵已9天，超过禽流感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期。他最后被诊断为“急性支气管炎”。
湖南省CDC某参与抽取血样的工作人员介绍，这部分人群的样本“我们留了一半，另一半被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的人带回去了”。
11月15日上午10时，湘潭疫区正式解除封锁后，WHO专家踏入了贺铁光的家门。但是贺铁光无法从WHO专家那里获得贺茵的死亡原因。
与WHO同赴长沙的中方专家则表示，贺氏姐弟感染情况的最后结果，应是从卫生部实验室出来。
脆弱的“京山模式”
京山禽流感爆发的最初起因，是因为一群鸭子突然开始“绝食”。
陈罗新是湖北省京山县原种场舒台分场韩家坡的一位普通农民。10月28日，他发现家里的鸭子开始拒绝进食。到11月5日，家里的1400只鸭子最终死了1100只。他选择了上报。
根据京山县防疫系统的记录，当天还有另外两起报告———京山原种场舒台分场的董中耀、钱场镇七宝山村七组的袁宝超———鸡鸭死因和症状基本一致。
疫情很快层层上报到了农业部。11月11日，农业部正式对外公告，京山县鸡鸭莫名死亡的原因已经被确定为禽流感。
也就是在这一天，京山县农业部门意识到，由该县发明、曾经在2004年被农业部当作样板向全国推广的“县级统费、镇级统防、防治分离”的“两统一分”畜禽防疫新模式，同样面临着拷问———这个被总结为“京山模式”的系统性方案，一度被视为解决了农村最基本的家禽防疫体制性难题。
一群鸭子的厌食症
绵延的丘陵包围着孤独的七宝山村。11月14日下午，记者走进这里时，寒冷的秋雨已经下了5天，进村的道路伴随着泥泞，泥巴里还充斥着大量的白色。而且，在雨水的侵袭下，泥巴一直在持续升腾着热气。
当地村民说，这是用来杀毒的生石灰遇水之后产生的化学反应，“不能站在上面，要不就像煮鸡蛋一样煮熟了”———而这些石灰，是用来治疗一群鸭子的厌食之后的后遗症。
袁宝超的鸭子是从10月25日左右开始绝食的——在七宝山这个村子，鸭子不吃东西是件非常罕见的事情。这里的鱼塘和遍布的稻田，为鸭子提供优质而绿色的食物，以至于村民们很少购买专门的饲料———所以，当袁的鸭子拒绝吃食时，很多人充满了好奇，但又束手无策。
但到了第二天，鸭子的绝食变成了恐慌———一些鸭子倒毙路边村头。到了第三天，就变成了一群一群。
在同一时段，距离七宝山几十公里的原种场舒台分场陈罗新也发现了自己家里的鸭子厌食，进而死亡。
他自己做出的时间表是，10月28日上午，他喂养的部分鸭子厌食；第二天便发现死亡；第三天死亡数量迅速上升，达100余只；11月2－3日，死亡达到高峰；至11月5日，他喂养的1400只鸭子仅剩下300余只。
最终的数据11月5日在京山县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得到了汇总———从内蒙古爆发禽流感之后，这个指挥部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设机构。2004年，湖北曾经有10个县市爆发禽流感，当地对此的重视要远超过其他省份。
根据事后的记录显示，11月6日，京山县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向荆门市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上报了2起疑似禽流感疫情，11月7日，荆门市专家便赶赴京山取样诊断，并向省送检病样。11月8日晚7时，湖北省检验结果通报，两起疫情均为疑似禽流感。
11月8日晚7时，京山县政府启动《京山县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应急预案》。
根据《预案》要求，京山县抽调疫情处置工作人员400人，连夜调配采购防护服、口罩、防护眼镜各500套，消毒药品600公斤，生石灰100吨，编织袋6万条，挖掘机2台，3－5公里强制免疫疫苗3万羽。
11月9日晚7时，京山县展开扑杀工作，对疫点3公里以内的农户饲养家禽全部实行扑杀，两疫点共扑杀家禽31313只，并对扑杀的家禽焚烧、深埋。对疫点3－5公里范围内的家禽进行紧急强制性免疫，共免疫16.7万只家禽；对疫点10公里范围内的活禽交易市场进行强制关闭。
至11月11日农业部通报京山地区爆发禽流感时，京山疫区的活禽基本上已被全部扑杀。
“就是绝食的鸭子闹出的这么大动静。”当地村民说。而就在村口，新制作的“禽流感疫区检查点”灯箱在夜色中发出刺目的白光，两名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给进出的车辆消毒，值班的检查人员在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
据称，目前该村日常所需的饮水和食物都由专车从外地运入，当地的生活基本正常，“除了吃不到鸡鸭”。
“京山模式”
随着京山疫情的爆发，按照卫生部门提供的西伯利亚至南亚次大陆候鸟迁徙线所示，在中国境内的越境通道上，内蒙古、辽宁、安徽、湖北、湖南五省区均已爆发禽流感疫情，而另外的两个省区山东和广西正在严阵以待。
湖北省相关人士说，湖北湿地资源丰富，候鸟栖息频繁，是外界疫情易传入地区，“但居然会在京山率先发现疫情，实在出乎意料”。
这也成为京山当地的一个困惑。“即便是2004年湖北全省先后有10个县市爆发疫情的情况下，京山也毫发无损。”京山县畜牧局人士说。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从2004年开始实施的“县级统费、镇级统防、防治分离”的“两统一分”畜禽防疫新模式，足以保证京山不会遭受禽流感侵袭。
而这种模式也一度成为农业部的农村疫情防治样板。相关领导多次作出批示，“认真总结、宣传、推广京山模式”。
据介绍，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按照“市场化运作、养事不养人”的原则，实施畜禽防治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的彻底分离，将防疫检疫等公益性职能由政府统一实施，把疫病诊治等经营性职能交给市场。
当地人士说，在这个前提下，镇一级政府成为畜禽防疫实施主体，负责组建乡镇防检组，负责本地动物防疫检疫等公益性职能的实施；对动物疫病的诊疗、阉割、饲料经营等服务和经营性职能完全放开，实行市场化运作。
而乡镇防检人员根据乡镇大小、畜禽饲养量、农户密度和交通状况按比例配置，防检人员定岗、定员不定编，合同一年一签订，实行动态管理。
农业部人士说，这种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发挥市场作用来做好畜禽防疫工作，但该由政府做的工作，如防疫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管理方面，如防疫员实行工作目标奖惩制和防检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等，政府都要做好做实。
“这样，政府与市场共同运作、互为补充，克服了以前单一由政府统管的弊端”。该人士说，“目前各地农村畜禽防疫、治疗职责基本上由村里兽医一人承担，因治病有利可图，许多兽医‘轻防重治’，免疫密度、质量下降。而京山县的‘两统一分’畜禽防疫新模式，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据称，该县将原由县、镇两级分级预算的防疫经费，全额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建立动物防疫基金，统筹管理，畜禽疫苗、免疫标志、防疫器材等物资也由县里统购。
因而，2004年初的禽流感集中爆发过后，农业部开始推广这套模式，并很快在湖北部分地区得到应用。
但在今年的禽流感疫情中，这种模式并没有发挥作用———对于防疫系统来说，京山疫情的深层影响在于，“市场化的手段并没有发挥效果，而此前所强调的兽医一体化管理模式也已经在辽宁等疫区被证明是失效的。”
农村基层防疫的挑战
据相关人士确认，湖北和辽宁两地疫区状况集中反映了中国农村禽流感预防环节中的两种手段：以“京山模式”为代表的市场化运作、防疫和治疗分开模式，这种模式在湖北地区得到了大量应用；以及以辽宁和山东地区为代表的“预防和治疗”一体化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兽医承担了政府监管和疾病防治工作，“一专多能”。
此前，记者在辽宁黑山疫区采访时发现，当地的疫情防治工作更多地由兽药店的工作人员担任———既负责诊断症状，又负责销售兽药———这种模式已被证明失效。记者当时在现场发现，黑山八道壕镇上的兽药店在疫情爆发后几乎全部关门大吉，“老板们跑的跑，抓的抓”，此外尚有当地动物检疫人员因涉嫌违法被警方传唤的案例。
而一直被视为先进有效的“京山模式”同样在随后的疫情中被证明存在漏洞。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10月28日左右已经先后有三个农户家中发生家禽死亡案例，但直到11月5日农户自己发现上报才实现了信息汇总”，当地防疫系统匿名人士说，“这足以说明预期中的行政和业务部门双轨运行、齐抓共管的局面没有形成———而这正是‘京山模式’是否能够有效的关键”。
“村民自己不说，兽医自然无法获得疫情信息，而政府也就无从启动应对措施”，该人士说，“市场化运作的前提是分工明确，监管到位，但现在看来，这种运作的前提并不充分”。而这个亦是“京山模式”开始推广后防疫界最大的担忧。
此外，因为禽流感疫情多发生在农村，这将极大考验基层防疫工作的应变能力——据京山县畜牧局确认，该县从全县兽医中择优聘用144名优秀人员从事畜禽防疫检疫工作，114名防疫员分别组成14个专班，履行本镇畜禽防疫专职——这意味着一个大约50多个村庄的镇乡只拥有不到10名防疫人员。
“如果疫情不是大规模爆发，当地居民很少会选择上报，顶多自己焚烧掩埋了事”，当地人士说，“人力所限，不可能不存在盲点”。而据七宝山七组村民确认，10月底的死禽大多是由村民自己处理的。
而在更高级别的防疫体系中，有关这种模式漏洞的反思已经在进行中，“我们正在总结经验，发现不足”，荆门市卫生系统一位专家说———他是此前赴京山处理疫情的工作组的核心成员。
当然，这种模式确也起到了部分效果，当地防疫系统人士说，“要不也不可能在农业部确诊之前我们自己就开始动手扑杀。”
这使得京山地区的疫情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当地卫生部门说，截至11月14日，湖北省京山县发生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尚未有扩散或蔓延现象。卫生部门对疫区范围内直接接触人员进行定时定点观察后，也没有发现禽类疫情与人、畜交叉感染病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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