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喜月霞 通讯员 宋连英 安华
肝移植手术的技术难度大，肝脏外科医生人人皆知，我省能做肝移植的医生凤毛麟角。去年以来，郑州人民医院陈国勇做的肝移植手术最多。5月26日，他又创造了肝移植奇迹：一人一晚连做三台，全部成功。
“这3个病人的病情一个比一个急，每个人都得尽快换肝，肝源竟在同一天送到医院，为了挽救病人，再累也得干，因此，三台肝移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就在同一晚交叉着一起做了。”陈国勇说。
患者王红伟：一个月前突然查出肝癌，合并肝硬化，不适合手术切除。陈国勇说，只要没转移，可以实施肝移植。
跟王红伟的父亲在病房的走廊聊天时，王红伟的妻子和妹妹从远处走过来，她们说：“刚去重症监护室看红伟了，都能跟我们聊天了，情况特别好。”
王红伟今年39岁，他被查出肝癌，家属不能理解，因为发病太突然了，并且他还那么年轻。
两年前，王红伟在单位体检中被查出了乙肝，治疗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去年做肝功检查，转氨酶数值特别高，不得已，医生对他进行抗病毒治疗，控制得不错。
今年4月初，王红伟突然开始拉肚子，一拉就是一二十天，吃了好几盒氟哌酸都不管用。4月28日，他到医院做了彩超，查了肝功，都查不出问题。打电话给在郑州某医院工作的表姐，表姐建议来郑州检查。
他先在表姐所在的医院做了CT，依旧没问题，只是说有胆囊炎。表姐不放心，让他再做更好的CT，这下竟在肝部发现有肿瘤，进一步检查确定为肝癌，合并有肝硬化。
平时一点征兆都没有，只拉了几天肚子，怎么就成肝癌了呢？这个结果不仅王红伟一家人理解不了，就连做医生的表姐也感到意外。
找了几个肝病专家，都说情况很棘手，已经不再适合手术治疗了。有医生建议，先做介入治疗吧，控制一下病情，如果介入治疗有效果，看看之后能不能再采取手术。听这口气，是没什么把握。
做完一次介入治疗后，王红伟就自暴自弃再也不愿意做第二次了。这时，前来探望他的表哥向他提出：“我有个同学叫陈国勇，是郑州人民医院肝脏外科中心的主任，他做肝移植做得好，要不再听听他的意见？”
其实，王红伟这时已经不抱希望了。他不好当面拂了表哥的好意，便随口应承：“那好吧。”
陈国勇主任看罢王红伟的检查结果，沉思了一会儿说：“目前在门静脉里没发现有肿瘤，最好去做个PET-CT，了解一下全身情况，如果肿瘤仅局限在肝脏内，或许肝移植还能救他一命。”
一听自己的病可能还有救，王红伟立马来了精神，第二天就做了PET-CT，幸运的是，只在他的左半肝和右半肝发现有肿瘤，但他同时合并有肝硬化。陈国勇主任说：“现在你这种情况还能做肝移植，如果再拖一段时间，连肝移植都做不了了。”
5月11日，王红伟住进了郑州人民医院。经过十几天的精心调理，王红伟的身体各项指标都达到了最好，5月26日，他被送进了手术室。
“我看到切下来的肝脏了，颜色特别暗，一看就不是正常的肝脏。”王红伟的妹妹说。换上新肝后，王红伟恢复得很快。
患者孙建设：酒精性肝硬化导致几年来多次胃静脉出血，这一次又导致肝昏迷，进而发展为肝性脑病。医生说，只能换肝了，去找郑州人民医院陈国勇吧……
见孙建设时，他正在床上端着一碗饭缓慢地吃着。一听说记者要采访，他让妻子把抽屉里的助听器给他：“我听力不好，希望你不要介意。”他抱歉地对记者说。
孙建设有肝性脑病，说话很慢，每说一句话就要思索一会儿。
他今年48岁，登封人，自从2000年查出酒精性肝硬化后，他一直不敢掉以轻心，坚持用药，经常复查。尽管如此谨慎，他还是没有逃过噩运，2004年8月15日，他上厕所时发现大便颜色特别黑，立即到当地医院告诉主治大夫，结果证实是胃血管破裂后出血。
治疗后，恢复得不错。9月中旬，他准备出院。刚办完出院手续，上厕所时发现大便又出血了。当时直起身就感觉头晕，难受得睁不开眼睛。医生立即建议他转院到郑州。
到郑州某家医院后，医生解释说，很多肝硬化患者发展到最后，肝门静脉压力过高，引发脾脏功能亢进，造成大出血而丧命，所以建议他立即把脾脏切除。做完手术后，一切情况都很好，他放心了。
2008年的一天，他感觉一阵难以抑制的反胃，总是想呕吐，试着吐了几下，吐出来几口咖啡色的液体，上厕所时再次发现大便颜色黑。他直觉情况不妙。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到当地医院化验，可化验结果一切正常。他不放心，连续化验3次，终于证实消化道又出血了。他这才明白，之前呕出来的咖啡色液体，其实是血。
他再次来到郑州就医。医生说胃里的血管过度曲张，这次最好做套扎：将一种橡皮圈，推到血管及周围组织上，起到结扎止血的作用。
钱都交过了，可医生发现他的血管曲张的程度远远超过预想，不敢给他手术了，只是建议他从此之后不能吃过冷、过热等刺激性食物，要戒烟酒。孙建设明白，这是放弃给自己治疗了。
2011年2月27日那天，家人发现他变迷糊了。明明穿着拖鞋可还是四处找拖鞋，明明刚见过儿子，又嚷着为啥儿子不来看自己。家人满腹担忧地把他送到当地医院，医生说，这是肝性脑病，得赶紧治疗。
在登封住了一个月院，双腿都出现水肿，肚子还胀得厉害。只好转院到郑州，住了1个多月后，不但没缓解以上症状，胆红素的数值还高得离谱。紧急院内会诊后，医生对他说：“你这种病只能换肝了，你去找郑州人民医院肝脏外科的陈国勇主任吧，这手术他最有经验。”
孙建设拿到陈国勇主任的电话后，打电话向他咨询。听说肝移植费用不低，他哭着对妻子说：“自从咱俩结婚后，你跟着我尽受苦。我不能到最后再把家里的那点儿积蓄都花完，我万一死了给你撇下一堆债……”妻子哭着劝他：“钱算啥，就算你给我撇下再多钱，如果没有你了，你前脚走，我和儿子后脚就跟你去！”
多次打听后，都说肝移植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尤其看到本报曾刊登的《宋铁岭：谁做肝移植，请来咨询我！》一文，按照报纸上留下的宋铁岭的电话打过去，宋铁岭说，他也做过脾脏切除手术，现在做完肝移植手术后跟健康人一样。
病友之间同病相怜，病友的建议最可信。所以，5月3日，孙建设住进了郑州人民医院肝脏外科。一边调理身体，一边等肝源，5月26日，适合的肝源找到了。孙建设被推到了手术室，手术很成功。
患者韩玉奎：1996年查出乙肝，2006年发展为肝硬化，今年又查出肝癌。只有肝移植，才能挽救性命。
韩玉奎是青海人，因为是回民，陪护的两个女儿像在家乡一样头上包着头巾，父女三人说着家乡话，见有生人来，立即改用生涩的普通话打招呼。当听说记者要采访他的病情时，韩玉奎连连说：“陈国勇主任救了我一命，我们全家人都感激他！”
韩玉奎是在1996年查出乙肝的。他们当地有个出名的肝病专家，善用中药治疗各种肝病，他慕名求医，中药一吃就是10年。
他从商，到处跑，无论去哪儿，他都随身带着中药。尽管坚持吃中药，但在2006年，他又被查出了肝硬化。他拿着检查单找到这名专家，专家说，得调药方，几个月以后，肝硬化不见了，但他继续吃中药。
2010年4月，他复查时再次查出肝硬化，这次再吃中药，效果就不明显了。但因为对这名专家的迷信，他依旧坚持吃中药。
2011年2月19日，他上厕所时出现便血，1个小时接连上了3次厕所，每次都流出一大摊血。送到当地医院时，已经出现了贫血症状。
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病情控制得并不理想，家人将他转院到北京。在北京做各项检查时，医生发现他的肝脏内已经有肿瘤存在，进一步检查确定为肝癌，医生建议尽快做肝移植手术，并同时推荐到郑州人民医院找陈国勇主任做。
“我只知道北京做手术全国最好，郑州我以前就没去过，做这么高端的手术，他们技术怎么样啊？”韩玉奎犹豫地问北京的医生。
“放心，陈国勇主任做手术在我们这个圈子内很有名气，他做肝移植手术做得特别多，找他做手术没问题。”
5月17日，韩玉奎一家来到郑州，一看病房里住满了肝移植病人，这才知道北京的专家为什么向他推荐陈国勇主任。
5月25日凌晨4点，韩玉奎突然感觉呼吸困难，情绪很烦躁，打开灯一开，他的肚子不知什么时候鼓起来了，并伴有腹痛。家人赶紧把医生叫过来，一查是肿瘤破裂了。这下，韩玉奎预感到自己可能不行了，怎么办？
陈国勇主任赶来时，韩玉奎已经因为血压过低出现了休克，性命危在旦夕，陈主任紧急对他实施了介入手术，止住了血。
5月26日，包括为韩玉奎配对的3个肝源竟在同一天送来。陈国勇主任有些犯难：从来没在一天做过3台肝移植手术，就算做一台肝移植手术，也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等多方面的配合，尤其是必须保障用血量。可是，3个人都必须立即换肝，情况更为棘手。
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周玉东院长，周院长立即打电话给各个部门：保证用血量；协调好手术室，挑最好的麻醉医师配合。
一切协调完毕，3个人被先后推进3个手术室，手术有条不紊地交叉进行。陈国勇在12个小时内交叉完成3台肝移植手术。做完手术，周玉东院长欣慰地说：“你创造了又一项纪录！”
手术后，韩玉奎身体恢复得非常快。韩玉奎说：“6月17日，我要做彩超复查，当时没有轮椅，我就自己走到电梯口去楼下做检查，电梯里有凳子，大家都劝我坐下，我觉得我身体可以，就跟他们一样站着，做完检查后我又自己走回病房。我觉得我的身体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